二、《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前面讲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三重研究目的，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首先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一看。经济学家们都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定义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是这样。在亚当·斯密那个时代，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刚刚开始，近代自然科学开始萌发，那时英国的科学思维开始兴起，经济学那时叫政治经济学，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理解的。到马克思时期就更加明确了。马克思明确地说，从威廉·配第以来就产生了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学科。既然是一个学科，当然就是科学。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是科学。当代西方经济学更是如此，而且走到极端，不仅认为它是科学，甚至认为它是像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跟数学一样精确，达到了精确化、数量化。正是秉承了经济学这样一种传统认识，到今天为止搞经济学的人都认为经济学是科学。科学研究的是什么？科学不能研究个别事物，而是要研究普遍现象，并从中揭示出一般规律。所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的答案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及其运动规律。把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社会形态来理解，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这个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这一点没有错，否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不能成为科学。但是，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在这里是否也存在一个理论现象和理论实际之间的差异呢？就是说，经济学家们自认为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去理解和定义研究对象，但是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根本做不到。比如，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那个社会主义经济在哪里？哪里有抽象的社会主义呢？社会主义永远存在于某一个具体国家，存在于一个一个具体的经济体里面。经济学家往往不怎么区分国家和社会。事实上，经济理论虽然是从科学的角度来理解的，但是事实上总是跟一定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不开，离开了一定国家的经济发展，哪有什么经济学理论？以《资本论》为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得很清楚，该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但是马克思紧接着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典型地点在英国，所以我以英国的材料为例证”。没有多少人认真解读过马克思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恩格斯后来在1886年《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都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英国经济状况的结果。那么，可不可以说先有了这个理论，然后用英国的材料来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是不是这个逻辑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
仔细琢磨，马克思的理论到底是怎么得来的呢？其实这是个很大的哲学问题：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到底从哪里来的？一般来说，无非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对现实的社会存在的研究、对客观世界的研究；另一个就是批判继承已有的理论成果，理论是有批判性的，思想是有继承性的。如果不读书，什么著作都不学，直接像文盲一样看现实，什么理论都不会有。反过来说，如果闭眼不看现实，天天闭门造车苦读书，缺乏对现实的感受，也不可能创建出理论。任何新的理论永远都是已有的理论和现实的碰撞，当已有的理论解释不了某些现实问题时，就需要发展理论，要提出新的思想，提出新的理论，这是人类认识和科学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产生完全符合人类认识和科学的发展规律。马克思一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历史，一生都在读书，所以他有了理论创新。可是有一个问题也很神秘：读书的人多的是，同时代那么多人，为什么只有马克思创立了这一套理论呢？为什么别人就没有弄出这套理论呢？这里可能存在个体差异问题，这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现在关心的问题是，《资本论》是关于资本的理论，也就是关于资本一般的理论，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来源是什么呢？一方面来源于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另一方面来源于对所有经济学理论的批判继承。从理论产生的实际情况来讲，理论总是从具体开始，然后再到抽象，总是从对于个别事物的认识再上升到对一般规律的揭示。所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必须懂得理论的实际来源。仅仅从科学的层面去理解研究对象，虽然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从科学的产生这个角度去理解，容易产生片面性。事实上，如果离开了一个个具体国家的事实，离开了一个个国家具体的实践，哪有什么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本身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苏联的、东欧的，而是中国的、中国特色的，所以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本质还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有另外一种解读，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的”字加在不一样的地方含义完全不同。把“中国特色的”当作定语，它是形容词。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个理解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成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显然，这两种解读差别很大，这种说法有些人可能不赞成。比如，我们国内有一些所谓著名经济学教授就认为现代经济学就一种，哪有什么中国特色经济学、美国特色经济学、日本特色经济学？我觉得他们太自信了。经济学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例如，法国经济学和英国经济学是一样的吗？实际上，英国与法国的经济学不一样，德国和美国的也不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更是不一样。凭什么说只有一种经济学？凭什么说西方主流经济学就是现代经济学并且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学帝国主义思想，言外之意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是科学的经济学。我们就从来不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这种说法太绝对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本来就不一样，怎么能用自然科学的标准标榜自己是唯一的？所以，无论是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还是讲“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要加上“中国特色”这四个字，有一些人就不接受，认为这是胡闹。一些人认为，经济学有现成的，而且被世界大多数国家认可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还要搞什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显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要能成立、理论要能成立，首先我们必须破除这些人的这种似是而非的错误观点。
裴长洪教授举了很多例子，说明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很多确实是来源于西方国家，尤其来源于美国。这让我又想起2012年6月习近平同志考察时所说的，对西方经济学不能照搬照抄，那样会水土不服，而且会误人子弟。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能照搬照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两个历史阶段的教条主义。计划经济时期，虽然我们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但在一定程度上曾经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教条主义，就是教条主义地对待西方经济学，认为它是唯一科学的经济学，这是一种新教条主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在各方面已经比较成熟，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了，确实是到了创建属于中国人的伟大理论贡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了。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立得起来，就必须破除新的教条主义，否则认为经济学只有一种，就没法弄了。
我们要看到，刚才说两种解读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也要看到它们共同的一面。无论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还是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反正都是政治经济学，而且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本质上是有相同之处的。但是这个“的”加的地方不一样确实是有很大差别。差别在于，如果把它理解为只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往往容易让我们始终在原来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思路上考虑问题。作为理论体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早产生于苏联斯大林时期，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到今天为止，苏联教科书对中国政治经济学仍然影响深远，虽然我们也有很多创新和发展，但是很多东西还没有摆对。所以需要一种新的理解，即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就是以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发展为对象来建立一种经济学，因为这个理解与原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明确地强调了我们国家的重要性，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性。因此，我们不再去抽象地研究一般的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而是重点研究中国的发展规律，把中国的发展规律研究清楚之后，再上升到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中国搞好了社会主义，世界的社会主义才有希望，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点。中国社会主义搞得好不好，不光是中国一个国家的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并最终在世界上领先了，那么它就具有了世界意义，我们要有这种意识。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意义在哪里？在于我们确立了对社会主义新的理解。长期以来我们在问什么是社会主义时，大家就翻马恩经典著作，包括《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等。需不需要翻经典？当然需要。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基本特征进行了很好的理论概括。但是过去翻得太多了，只知道从书本上翻，并且总是把书上说的当成绝对标准。从一定意义上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中国实践这个提法容易产生误导，以为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直接运用于中国就行了。还是党中央的提法更准确：“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抱着直接运用理论于实践的思路去理解，容易产生误导。社会科学理论只能作为指导，没法直接运用。劳动价值理论能够用来干什么？理论起到的是指导作用，是一种分析问题的可用工具。所以，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多多少少存在本本主义的色彩，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那些原则的论述当作衡量社会主义的唯一标准，把社会主义的过程、道路和我们必须通过一系列过程道路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混为一谈了，这应该是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和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差异之所在。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过，虽然搞了几十年，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并不是特别清楚。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正是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理解，才有了改革开放。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同志非常伟大。坚持从实践出发、从中国现实出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来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符合我们现实条件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这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所做的事。我们搞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既是一个目标，也是一条现实的道路。现实生活当中社会主义应该长成什么样，只能是什么样？不能完全按照马恩的著作去理解。到今天为止，特别是对我们搞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讲，要学会自我批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多多少少带有教条主义的色彩，一讲什么是社会主义就拿着马恩的原话来衡量现在的中国。有人甚至认为，中国根本不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中国社会是资本主义社会吗？不是。所以说，教条主义害死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这个范畴的提出，最重大的意义是再一次说明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科学理解，实事求是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现实中就是从一个国家开始的，我们是在中国这一国的范围内搞社会主义，不是如马克思所说的在许多发达国家胜利了以后一起来搞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国家消亡了才搞社会主义，我们要尊重我们这个国家的道路、尊重我们的历史、尊重我们的国情、尊重我们的实践，我们就是在创造，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在创建的过程当中，走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怎么不行呢？我们有私有制，有市场经济，有外资，只能这么搞。现在搞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能行吗？实践证明不行，这个特别重要。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必须把它理解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样的理解符合前面讲的人类认识和社会科学发展的规律，我们只有先搞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是什么，才能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的一般发展规律是什么，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从一国上升到一个社会形态，这是认识发展的规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范畴最重大的意义就在这里。这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这个理论认识更明确了，这也充分反映了习近平同志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所以，我们要这样来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它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有了这样的理解，承接刚才说的研究目的的三个层次，从实际出发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也包含了相应不同的内容。一方面，为了揭示规律，就必须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等。从这个方面来讲，我们可以继承马克思的传统。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不光是这个问题，所以研究对象还要扩展，扩展到第一个层面，我们还必须研究中国现阶段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及其矛盾运动。过去政治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虽然正确，但是还不够，因为没有充分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发展的特点。我们的特点是什么？党的文件说得很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个特点是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在政治经济学里却没有体现，这恐怕不行。所以必须研究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矛盾运动。还有生产力问题，我们不是像工程技术学那样研究生产力问题，但是我们必须关注解放、发展和保护生产力的问题，这是现实赋予我们的重大理论任务。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力问题能行吗？我们有很多人思想有点跑偏了，对生产力问题还是没有足够重视，甚至有人说中国的生产力这么发达了，已经过分发达了，都已经生产过剩了，还发展什么生产力？在生产方面，中国有的方面确实是世界一流，非常发达。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还是要把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这几个方面问题都纳入进来。在这个方面，《资本论》给我们提供了典范。《资本论》里面有没有研究上层建筑？有的，工厂法就是上层建筑。有没有关于生产力的研究？马克思研究的协作、分工和机器的产生，就是对于生产力问题的研究。我们要向马克思学习，对于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的整个社会主义发展中的这几个方面都要去研究，而不能仅仅拘泥于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那太狭隘了，所以，我们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理解要进一步扩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前面所说的三层目标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