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睿并没急着对太宗做出回答,而是就他上书所言三事,条条加以批驳,府兵制度的隐患,太宗已经有所感触,毕竟当初大唐定鼎天下的过程当中,太宗曾作为天策上将军,征讨四方,对兵事的了解要比李承乾强的太多。
紧接着,杜睿又说起了他所陈三事的第二件一一均田制度。
均田制度起源于北魏太和九年,北魏孝武帝颁布实行“均田制”的诏令,先立户籍确定人数,之后按照人数授于田地,将全国田亩分为露田和桑田。
露田,即口分田,男十五岁以上给四十亩,女二十亩,奴婢也可以有露田,年满66岁或身死后须将田归还官府。露田只能种植谷物和桑麻,不许栽种树木,并不许买卖。受田的农民每年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租粟、调帛或麻,还必须服徭役和兵役。
桑田,即永业田,男一人二十亩,作为自己的财产,不用还给官府,也可以买卖。
这一制度经历了北魏,北周,隋朝,一直延续到了大唐年间,就目前的情况来说,均田制度还是好的,有可取之处,在经历了战乱之后,中原大地,地广人稀,土地荒芜,民生凋敝,均田制度首先一定程度上使无地农民获得了无主的荒地,农民有了安居乐业的可能,生产积极性提高,同时大片荒地被开垦出来,粮食产量不断增加,从而积极推动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次,均田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并未触动那些豪门大族的利益,一方面有利于国家征收赋税和徭役,另一方面也从根本上巩固了朝廷的统治。
但就像府兵制度一样,均田制度如果一直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也容易走向一个极端,最终,变得腐朽,进而破坏大唐的根基。
均田制虽然包括私有土地,但能用来授受的土地只是无主土地和荒地,数量有限。因而均田农民受田,开始就普遍达不到应受额。口分田虽然规定年老,身死入官,但实际上能还官的很少。
随着人口的增多和贵族官僚地主合法、非法地把大量公田据为己有,能够还授的土地就越来越少。
均田令虽然限制土地买卖、占田过限,但均田农民土地不足,经济力量脆弱,赋役负担沉重,稍遇天灾人祸,就被迫出卖土地,破产逃亡。
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在这一背景下,是必然要发生的。正因为如此,均田制在北魏实施以后不久即被破坏。经过北魏末年的战乱,无主土地和荒地增多。继起的东西魏、北齐、北周、隋,施行之后又遭破坏。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直到李唐定鼎关中时,人口大减,土地荒芜,新建立起来的唐王朝正是在这一基础上,重新推行均田令,为的就是鼓励农民拓荒,刺激经济发展,而且成效显著。
但唐高宗以后,均田制又逐渐被破坏。随着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国有土地通过各种方式不断转化为私有土地。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还授实际上已不能实行。德宗建中元年,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后,均田制终于瓦解。
简单说来就是,土地是一定的,但是人口却在不断的增长,再加上唐朝的赋税制度刻板教条,其基点就是人口和土地。如果人口与土地发生了变化,那么所谓的赋税就失去了征收的基础。
甚至在唐玄宗开元以后,天下的户籍一直没有更新,“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官方并无确切的数据。土地兼并之后,多丁的富户又以“宦、学、释、老”可以免除赋税。穷困者要么举迁以避税,要么依附于豪门以“部曲、客女、奴婢”身份逃税。结果是“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百姓苦不堪言,外加国家奢侈无度,兵役多有,官吏纵然苛刻征税,也免不了“财用益屈,而租庸调法弊坏”的结局。
为了扩大财政来源,李唐王朝也曾想过各种方法。肃宗、代宗与德宗间,宰相刘宴“盐铁、转运、屯田、和籴、铸钱、括苗、搉利、借商、进奉、献助,无所不为”,其中,盐、铁、茶、酒专卖,曾为朝廷带来丰厚的岁入。
赵赞则试行过“税间架,算除陌”。前者为房产税:房屋以二架为一间,上间上缴钱二千,中间一千,下间五百。
后者为交易税:公私贸易,千钱者上税20%,超过者依50%。物物交换者,参照物之价值上税。不过,赵赞之税因为“民益愁怨”而作罢。
真正的税制改革,则有赖于德宗时的宰相杨炎,他提出了“两税法”方案。
具体措施有:第一,确立“量出制入”的征税原则,也就是说,按照财政开销的多少确立赋税的总量,然后再分派税收定额。按照今天的标准,此举措意义非凡,它改变了中国几千年来财政“量入为出”的传统,不再遵循“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财政开支惯例,而具备了现代财政预算的雏形。
第二,“户无主客,以居者为簿”,也就是说,不分户头里的主人和附庸,按照所居者统一征税,以打击依附于豪门偷逃赋税的避税行为,扩大税收基数。
第三,“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也就是改变人头税的做法,将税收的征收对象由“人口”转为“资产”。以后世的税收观念来看,此举措颇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按照税收发展史,现代税收制度的形成,其中的一个标志就是“从人头税到财产税”的发展。
第四,“商贾税三十之一,与居者均役”,商人虽然没有土地,但是同样要缴纳赋税徭役。第五,税收每年分夏秋两次上缴,“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
但杨炎的两税法遭到陆贽等人的严厉批评,陆贽以为,“财之所生,必因人力”,而“两税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结果导致了“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的局面。
但是鉴于唐后期衰败的现实,德宗皇帝采纳了两税法,一直到唐代灭亡。杨炎大胆的改革虽然不无创新之处,但毕竟与传统的财税传统相冲突,结果是他也不得善终。
值得肯定的是,杨炎以“财产”替代“土地与人头”的税收思路,预示着封建税收向资本税收的发展方向,明清“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都得益于杨炎的两税法。
杜睿在麟德殿内畅所欲言,太宗皇帝和李承乾两父子听得也是目瞪口呆,他们虽说是这个天下最为尊贵的两个人,在某些领域也颇有建树,但总归眼界不宽,很多地方都不甚了了,现在被杜睿一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李家这个繁花似锦的大唐王朝,居然存在着这么多的隐患。
或许一两代人看不出什么,但长此以往下去,最终动摇的都将是这个国家的根本,一想到日后大唐王朝的衰退,太宗和李承乾都不免冷汗淋漓。
太宗道:“贤婿!似你所言,可有解决之道!”
刚才杜睿只是将均田制度和目前大唐所行的赋税制度批驳了一番,但是却没有说出解决的办法,看着太宗孜孜以求的眼神,杜睿的心中也是一阵矛盾。
要想解决,当然有办法,但是说出来的后果是什么,若是太宗心动之后,让他推行,杜睿能不能得到足够的支持。
历朝历代的变法先驱,哪个能有好下场,商鞅变法强秦,最终却落了个五马分尸的下场,李俚变法强魏,却万箭穿身而亡,范仲淹老而困苦,王安石激进遭贬,虽称得上青史留名,但却饱受流离之苦。
杜睿也是个普通人,虽然有着重生者的先天优势,但毕竟还没有伟大到为了天下,不顾自身的地步,当初刚一重生,得知自己是杜如晦小儿子的时候,他甚至还兴起过做一辈子纨绔子弟的念头。
但是明哲保身,知难而退又不是杜睿的性格,和历朝历代,倡导变法的先驱相比,杜睿所处的环境明显要好得多,而且生逢明君在位,若是能得到君主强有力的支持,杜睿未必不能成功。
范仲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宋真宗的软弱,以及刘娥的跋扈专权,最终他的改革还没开始便夭折了。
王安石虽然得到了宋神宗的支持,但是无奈后党势力庞大,豪门大族集体抵制,最终才被司马光掀翻,导致变法失败。
可杜睿遇到的确实英明神武的太宗皇帝,华夏历史上最为大的帝王之一,而且如今大唐定鼎天下时间还不算长久,朝野上的势力,也并非豪门大族一家独大,那些跟随着太宗披寒露,斩荆棘的功勋派在朝中的势力也不可小视,若是能再得到他们的支持,杜睿倒是很有信心,做出一番成就。
想到此处,杜睿便道:“圣上!若要消除这些隐患,微臣主张变法,当施以雷霆手段,震慑宵小,变法方可以成功!”
太宗闻言,心中微微一惊,其实他刚才听着杜睿高谈阔论之时,便想到了杜睿要做什么,当初看杜睿那部《资治通鉴》之时,他就感觉到杜睿对商鞅十分推崇,没想到杜睿这小子不单单是崇拜,还打算效仿。
只是变法一事,太宗也不敢轻言许诺,一国之法关乎根本,一旦稍有不慎,则国乱岁凶,更何况杜睿一个十六岁的少年,难免性情急躁,行事急功近利,要是处理不好的话,刚刚平定的天下,可又要乱起来了。
可世间万物都是一个道理,变则通,不变则亡,刚才听了杜睿的话,太宗也想明白了,这大唐的江山,虽然目前看上去如同铁打的一般,但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地方,却存在着足以致命的隐患,这些隐患要是交给后世儿孙,谁知道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太宗已经不敢再想下去了。
“王德!”
太宗突然喊了一声,自打杜睿进殿,一直在外面守候的王德连忙跑来进来:“圣上有何吩咐?”
太宗想了想道:“你速去传旨,召长孙无忌,房玄龄,李靖前来觐见!”
王德领旨下去了,杜睿看着,心中也是稍定,看得出太宗已经下定了决心了,只是有些不相信他,这才招了这几位老成练达的肱股重臣前来商议。
王德去了,麟德殿内的对奏并没有结束,接着太宗又问到了杜睿所陈三事的最后一件一一科举制度!
目前大唐奉行的科举制度,起源于前朝大业元年,魏晋以来,对人才的考量择仕,采用的都是九品中正制,官员大多从各地高门权贵的子弟中选拔。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许多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却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高官。
九品中正制又是源于察举制,称得上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中央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始终是由地方官选拔人才。魏晋时代,世族势力强大,常影响中正官考核人才,后来甚至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朝廷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为改变这种弊端,隋文帝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他令各州推举人才,参加考试,合格的可以做官。到了隋炀帝时期,正式设置进士科,考核参选者对时事的看法,按考试成绩选拔人才,至此中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但是一直到了如今贞观年间,科举制度依然未能完善,后来的历朝历代也只能不断的摸索,变形,最终导致了畸形,在明清两朝,甚至演变成了八股取士的荒唐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的不完善,不但不能做到为朝廷输送人才的目的,甚至还有可能对社会造成非常消极的影响。
第一、由于统治者随意改变考试内容,使科举成为束缚知识分子思想的枷锁,明太祖将源于元朝的八股文体正式定为科举考试文体。这种文体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等段落组成,后四个段落中均有两股对仗的文字,合共八股,所以叫做八股文。八股文的主题须代圣人立言,即以孔子的思想去指导写文章。清朝将圣人扩大到孔门弟子及朱熹等理学家在内的圣贤,并要求以朱熹行文的语气为样式。乾隆以后,试帖诗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项目。试帖诗与八股文一样,有固定的程式,也是八联十六句,不过八股变为六股。首联如破题,次联如承题,三联如起讲,四五联如中股,六七联如后股,八联如束股。而且必须发扬孔孟和朱熹思想,不可任意抒发自己的感想。定八股的原来用意我想可能是,用固定的格式写,便于考官评分,以示“公平”。否则,各人有各人的写作风格,必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难分高下的情形。但是后来却成了统治者控制思想的工具,由于考八股文,压抑了那些本来不擅长科举科目的人的思想,也使一些知识分子,无法在学术上、思想上进行创新。从而导致了思想上的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停滞不前。甚至产生像孔乙己那样的科举牺牲者。
第二、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
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杜睿并没有将这些弊端说的太过详细,只是简单概括了一下,可就是这思想僵化,争名逐利,官场腐败,三句话,就将太宗又一次震撼了。
事实上,太宗登基之后,也曾对科举制度做过一些改革,将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太宗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也被分为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不可谓不详细,但是即便如此,还是被杜睿批驳的一无是处。
太宗听着又是惊讶,又是气恼,可是却无法反驳,他知道杜睿所说的这些,在以后都将成为现实,就像府兵制度,均田制度一样,都将成为大唐江山的隐患。
太宗正想问问解决之道,长孙无忌等人也到了。
太宗沉吟了一阵之后,说:“今日召众卿前来,乃是有要事,众卿且先看看这个!”
说着便让李承乾将杜睿所言三事的奏本递了下去,一场关系着大唐江山命运的内廷密议,便在这麟德殿内悄然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