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离乡
收店后，子乾原打算多花一点时间陪我到处走走看看，却突然接到一位以前在日本念书时认识的老友来信，介绍他一个到株式会社工作的机会。公司要找一位懂得日文、北京话和闽南话的员工，在台湾受训一个月之后去广东分公司就任。因为一去就得好几年，公司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才。条件好的人才不愿意去中国，条件不好的，公司则看不上眼。
子乾考量着，若是他得到这份工作到中国上任，也许可以避掉被徵去当军伕这件事。广东离台湾不算太远，家中若事有急事，也还有大伯在，赶回来也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子乾会多种语言，口条好，以前又有进出中国做买卖的经验，去面试的时候当场得到面试官的赏识，还跟公司谈好条件可以带我一起过去。
他这个决定做的很仓促，家中的长辈听到之后大吃一惊，但也赞同他的决定。我一向凡事都依赖他，自然不想跟他分开三、五年。所谓夫唱妇随，我没有其他意见，只要能跟他在一起就好了。
公司给他保了生命险，还提供住所，所以住的地方我们不用烦恼。薪资也还不错，不过钱这方面从来都不是问题。就这样我们夫妻带了几只皮箱踏上了新的旅程。那是我第一次离乡背井，心中的滋味五味杂陈。毕竟父母年纪都大了，难免掛心。我这次终于领悟到离别苦是怎样的滋味，希望战争快一点平息，我们可以放心的回乡。
1939年，我们从基隆登船离开，从未出过远门更遑论搭过船的我，一路晕船吐到胃早都已经空了，只剩满口的苦味。当抵达某个我已经不在乎名字的港口时，心想只要是块陆地，上刀山我也去。我们入住港口附近的旅社休息一夜之后，隔日再搭车前往子乾要上任的地方。
抵达新住所之后已夜幕低垂，经过一路颠簸我早疲惫不堪。一位年轻的男管家开了房门之后，我直接进睡房休息。连房子长得什么样，我都没心情瞧仔细。所幸屋内很乾净，卧室的床单都已换洗乾净。我倒头就睡，直到隔日醒来时已是日上三竿。床边的茶几上留了一张字条，子乾说今天先去公司报到，估计中午前就能回家陪我吃饭。
我刚走出房门，一位年轻的妇人便赶紧笑脸上前迎接，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语言。不过我猜她应该说的是北京话，因为我以前曾听子乾和人用北京话聊天，听懂其中几个字，像是「太太」、「早」、「你」，和她很快地察觉我听不懂之后，双手比了个拿碗和扒饭的姿势，我猜想她应该是要告诉我早饭已经准备好了。
「谢谢。」
公司并没有配给下人，是子乾事让老友先託人安排。中国许多城市都已经过战争的蹂躪，难民四处流散，人们只求温饱和有遮风挡雨的地方，因此下人的薪水非常低廉。子乾说我们的下人是一对姓白的年轻夫妇，丈夫负责整理花园和干一些粗活，太太则负责清洁打扫和煮饭。眼前这位一定是白太太，记得子乾说白氏夫妇的老家在不在广东，是逃难来这里投靠亲戚。
我原想邀请她一同吃早餐：「你不一起吃吗？」我比了比她、椅子，和桌上的稀饭。
她对我笑了笑，不知道回答了些什么便离去，剩我一人独自用餐。
吃完早餐后，我才将这屋仔细地瞧了一瞧。我们住的是一间四房两厅的砖房老屋，带有一个不小的庭院。院中的树木都才新修剪过，修剪过的树枝，露出还没乾枯掉的树肉，没有徒长的枝椏，只可惜院中的花草看起来都不太健康，草皮也秃了好几块，可见得这屋子已被遗弃了一段时日。我不禁猜想前屋主去哪里了，应该不是死在这宅子里才好。
另外有一个小小的困扰，就是我不会北京话也不会广东话。中国幅员辽阔，每个地方又有自己的方言，沟通真不容易。北京话是他们的国语，但也不是人人都会。我学过汉字，想用写字沟通，然而白太太却不识字。我们有时比手画脚，甚至用画图沟通，言语不通闹了不少笑话。还好白先生认得字，可以用书写沟通。日子久了，我的北京话进步不少，他们也学了一些台湾话，但很多时候仍是鸡同鸭讲，也算是替平凡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
离乡背景，人生地不熟，还好广东的气候和台湾差不多，以至于没有水土不适的情况发生。因为是子乾为日商工作，我们被误认为日本人，偶而和白太太一起出门买家用，总觉得不少陌生人的眼光中带有着恐惧和嫌恶。
白太太总是不厌其烦的一一向店家解释：「我家老爷和夫人不是日本人，是台湾人啦，是自己人！」
听见「自己人」这句话，我其实是很心虚的。来中国之前，我对于这块土地算是一无所知，不禁想起跑单帮的萧仔曾问过的一句话：「我们到底算是日本人、台湾人、或是中国人！」如今我才终于深深体会这句话的无奈。
原本以为因为战争的影响，中国应该到处都很萧条，百业具废，广东却比我想像中热闹许多。主要街道上有不少西式的建筑，我在台湾都没见过这么华丽的洋房。
子乾说：「打战归打战，小老百姓还是得想办法过生活，耕织需要花费时间才会有收穫，贸易是金钱流动的最快方式。」
因为战争的原因，许多耕地早到破坏，农民逃命也导致农地荒废，蔬菜生果等等物价都比台湾贵上许多。有些人躲过无情的枪砲却逃不过饿死的命运。我第一次在路边看到饿死的人的尸体时，那个画面停留在我脑中迟迟难以抹灭。想起幼时在林家时，常常饿着肚子无法好好入眠的日子，但是我从没看过因为飢饿而死亡的人。
不少流民逃至广东这个大城市来寻找机会，子乾与我都非常同情那些流离失所的中国人。有次子乾陪我上街置办家用物品，我见一个三十上下的妇人带着看起来才五、六岁左右的孩子。那孩子看起来虽瘦但还算健康，母亲却是骨瘦如材，两颊消瘦，一脸的茫然，她走起路来简直像是一具行走的骨架子，子乾与我看了真是于心不忍，掏了一些钱买饼给她。此后每当逢年过节，子乾便会自掏腰包在店门口设粥棚，发放食物给穷人吃。
流民多但是工作机会有限，所谓狗急跳墙，人急造反，偷、拐、抢、骗之事便也多，因为安全的疑虑，我几乎足不出户，只和左右邻居的太太稍有礼貌上的往来。想着远亲不如近邻，万一有事也好互相帮忙。多数的时间都是待在家刺绣、在花园走动走动，庭院中的一草一木，一竹一石都已熟悉不过。
子乾去上班时，虽有白太太作伴聊天，日子仍觉得过得很缓慢，于是我开始写起了日记。除了记录一些儿时回忆，也记录在中国生活的点点滴滴，想着以后回台湾时再翻日记出来看看，应该挺有意思的。
丈夫原本就很有头脑和交际手婉，深懂经商之道，很快便与当地的仕绅打好人际关係，建立起人脉。以颇优的价格从商贩买进不少货物，例如药材、布匹、各种杂粮，再运送回日本及台湾贩卖，替公司赚了不少钱，总公司极为满意。商行的会计是日本人，对子乾也颇为尊重。对于替商行做事的中国工人，他也都很照顾，尽心地替他们谋求最高的薪资。